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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僱及勞工法

《新聞中的法律》調整最低工資的核定權 / 許修豪口述 經濟日報B3, 30 September, 2019

2019/10/01

新聞中的法律/調整最低工資的核定權

2019-09-29 23:30經濟日報 記者鄭鴻達採訪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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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國都會遇到訂定最低工資這件事,基本上這是用人為手段去干預經濟的實質效果,但這在經濟學上常有一個爭議,就是管制最低工資是否妥當。訂定最低工資類似於對房租的管制,是人為去干預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,在許多國家也許基於政治或實務考量,會希望藉此保護相對低薪員工的基本收入,因而有此規定。

《最低工資法》是透過由專業成員組成的「最低工資審議會」,來決定是否調整最低工資,根據草案中的第6條規定,審議會有六種來源的專家,這可能是希望盡可能平衡地安排,但仔細看,如經濟部、國發會是較接近資方,加上資方代表七個人,共有九個;勞動部、七個勞方代表加上勞動部找來的四個專家學者,則是有12個。

這樣安排的假設前提,是可以從不同來源的委員來做公正判斷,但這樣從兩邊區分,審議會委員可能還是偏勞方的成員比較多,就政治實質面來看,若被委員的來源所影響,審議會最後得到的結果,會是比較偏向勞方的決定,這結果對國家領導人是會有一定政治風險的。

訂定最低工資就是透過人為手段干預經濟實質結果,照理說工資多少是由市場定,雖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等評量標準,但這中間有一定的評量空間,最後結果若是偏向勞方,變得大方向對勞工太有利,雖然可能對低薪的勞工有利,也能討好到他們,但對社會不一定是正面發展。

假設不斷調整最低工資,不但國內經營者會抱怨,外資也會有經營成本提高的疑慮,雖然外資多是提供高階白領工作,調整最低工資不見得會影響他們,只會讓經營重點放在初階藍領工作的成本提高,但事實上,國家調整最低工資,就是對外釋放一種訊息。

外資對這樣的訊息,會認為這是政府較看重勞方利益,而非友善的經營環境,即使是做高階白領工作的外資,還是可能因此對是否來台投資感到猶豫。台灣最大問題在於缺乏外資,目前雖有所謂的美中貿易戰造成的台商回流,但歐商、美商投資是增加,似乎仍然有限。

預告草案條文的規定,包括第14條及法案說明欄的規定,是給予最低工資審議會比較大的權限,包括只要將審議結果送給行政院後,只會被退回一次,第二次審議結果行政院就必須接受,這除了會造成經濟上的後果,也會有政治的後果。

國家高層若要確定審議方向不會走到太意外的地方,我的看法是傾向讓政治高層,包括行政院能有最後決定權,而非完全交給審議會,這對未來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不確定風險,因為最後干預到的政治與經濟,最終要負責的仍是行政院,若我是行政院長,也會不放心。

另外,我可以理解勞工團體傾向不要讓行政院有太多權限核定,例如不能二次退回審議結果,此主張的兩大訴求包括「勞工需要保護」以及「讓專業的來」。不過保護勞工也要衡量許多事,太保護常有反效果,例如先前一例一休就是典型,本意是要保護勞工,最後卻讓大家都不滿意。

而且,若是主張最低工資審議要「讓專業的來」,但是純看審議會的組成比例,偏向勞方的代表比較多,結果可能會較傾向勞方,這樣對外釋放的訊息,就是要持續調漲工資,這對台灣的投資環境是有疑慮的,我覺得從國家大方向來看,最低工資審議會有最終政治責任,行政院必須掌握最後的權限。

(本文由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許修豪口述)